《异类》这本书所讨论的，正是那些能力超群之士：天才、商业巨子、摇滚明星和计算机大牛。关于成功人士，我们通常会问什么问题？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怎样的天赋，有怎样的个性，有怎样的心智，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通常认为，个体特征的卓越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这种认知充斥在当下林林总总的名人传记中，无论是百万富翁、成功企业家、娱乐明星还是社会名流，他们的成功故事总是很类似：出生在普通家庭，依靠天赋和努力，最终走向巅峰。
然而，《异类》这本书用丰富具体的实例和数据告诉我们：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那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
一、马太效应
加拿大心理学家Roger Barnsley和妻子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发现：许多职业冰球选手的生日都在1月到3月份，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通过收集更多的球员信息，他们发现了存在于每位精英球员身上的这种规律——40%的球员出生在1月到3月，30%的球员出生在4月到6月份，20%出生在7月到9月，最后10%出生在10月到12月——这一规律最终决定了加拿大顶级冰球队的队员构成。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不是星座的守护神在发挥作用，也不是一年的头3个月有什么特殊魔力；真正的原因是，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所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也就是说，一个1月1日出生的选手，是在跟许多年纪比他小的队友争夺晋级权——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由于有将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球员之间在生理成熟度上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人们平日里认为，真正的天才不需要费力气就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把问题简化了。能进入顶级球队的球员肯定比你我都更具有运动天赋。但是，那是因为他们起跑的时间比别人早得多，而这种领先优势，既不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也不是他们因为努力才得到的。然而最终，正是这种领先优势造就了天才们辉煌的成就。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援引《新约·马太福音》，把这种现象叫做“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换句话说，成功者就是获得这些特殊机遇的人，他们因此最终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社会学领域，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积累”的结果。职业冰球队员一开始只比最初所在球队的队友好一点点，然而这微小的优势带来的机遇，扩大了他和那些队友之间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会交替发挥作用，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被选中的队员成了真正出众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天才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众，一开始他只比别人优秀那么一点点。
二、10000小时法则
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心理学界都在不断争论一个大概很多普通人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到底是否存在与生俱来的天赋。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于1月的球员最后进入职业球队，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少数的生来就有天赋的人。可以说，成功是天赋加上后天努力。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心理学家K.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名同事在一次对小提琴专业学生们的研究中发现：业余组小提琴手们到20岁的时候，练琴时间累计只有2000小时；“未来的音乐教师们”的练琴时间累计只有4000多小时；而职业组的小提琴手们，练琴时间已经超过10000小时。
Ericsson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这一准则甚至适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奇才”。莫扎特从6岁开始作曲，但直到21岁才创作出个人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第九号钢琴协奏曲》，那时候莫扎特作曲已有10个年头；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在改编UNIX系统和重写Java语言之前，花在编程上的时间远远超过10000个小时；甲壳虫乐队在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累计有1200场；当比尔盖茨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7年了。
乔伊、盖茨和甲壳虫乐队成员无疑都深具天赋，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非凡的机遇。
如果说1975年1月是个人电脑时代的黎明，那么谁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享受黎明的第一线曙光？最理想的年龄应该是20岁到21岁。如果你的年龄太大，早已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那么你的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如果你的年龄太小，你还在上高中，入行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换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到1955年，猜猜哪些人出生在这个时间段？
比尔·盖茨： 1955年10月28日
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共同创建微软）： 1953年1月21日
史蒂夫·鲍尔默（微软前CEO）： 1956年3月24日
史蒂夫·乔布斯： 1955年2月24日
埃里克·施密特（谷歌前CEO）： 1955年4月27日
比尔·乔伊： 1954年11月8日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
三、智商真的是硬伤吗？
192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Lewis Terman开始研究天才人物的人生历程。在一笔联邦基金的支持下，特曼从25万中小学生中挑选出1470个智商介于140到200的孩子。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少年，正式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被统称为“特曼人”。
“除了道德之外，没有什么比人的智商对人生的影响更重要了。”特曼在一次发言中说道。他认为，正是那些高智商的人“领到了从科学到艺术，从政治到教育，再到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全面进步。”
但是，这是真理吗？
多年以来，人们做了大量研究，探讨高智商者能否在其人生中获得成功的课题。人们普遍认为，智商测试的低分者（70分以下）存在生理缺陷，而普通人得分一般会在100分左右；当然人们要是有更高一点的智商，便可以更顺利地完成高等教育。想成功完成竞争激烈的研究生课程，智商起码需要115分。一般来说，一个人IQ得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工资也越高——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人寿命也更长。
但是这里面还另有玄机。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某人的智商超过120分，此时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一个智商130分的科学家跟一个智商180分的科学家都一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智商值更像篮球队中球员的身高值，想进职业球队打球，身高起码要1.83米，当然1.88米优于1.85米，1.91米优于1.88米。但是身高超过某一高度后，身高的作用就会骤减。一个2.03米的球员并不一定会优于一个1.98米的球员（迈克尔乔丹就是1.98米）。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身高足够高，超过职业队的身高门槛就可以了。同样的，智力也是如此，智力门槛同样存在。
1.98米的身高并不影响乔丹的伟大
既然智力因素仅在某些程度上发挥作用，那么超越这一程度，是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呢？心理学家Robert 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
实践智力从何而来呢？我们获得这类技能的场所是家庭。
社会学家Arnette Lareau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家境富裕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和家境贫寒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两种不同方式是通过阶级状况划分的。富裕家庭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能闲着，让孩子穿梭于各项活动之间，并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而蓝领父母们认为孩子们的活动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活动，无足轻重。
Lareau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Lareau强调，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在各种活动中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优势。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权利”意识（认为自己有权提出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通过互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他们对游戏规则很熟悉。而这种意识能使得他们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特曼人”，他们成年以后，研究人员把730名男性分成了3组。A组的人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他们个个都是明星——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学者；B组的人表现中等，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也算“令人满意”；C组的人没有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他们中有的成了邮递员，有的成了会计，有些甚至失业在家。A组和C组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造成的？两组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A组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有一半人的父亲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而C组人有1/3的人父亲在八年级的时候就已辍学了。研究结果显示，在“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
特曼的结论令人沮丧，因为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异类”。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C组学生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
有些事情，其他动脑筋较少的人反而能掌握得更好。因为，那些人在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帮助。这不是借口，而是事实。一直以来，我们以为依靠个人的努力就能获得成功。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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